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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孙嶠纯大放厥词，什么也拦不住他。导演也成了他炮轰的对象。

    “中国的导演自命为对于思想与內涵有著深刻的分析。思想与內涵吗？是的，他们到处都用上了，到处，而且千篇一律。一只绣鞋跟万里长城，一样都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与內涵，不多也不少。追求商业化的导演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妄自尊大。他们追求最好的演员、最好的特效、最好的服饰、最好的布景，却拍出杂乱无章的烂片，还宣称將艺术和现实调和了。他们在电影上映前提心弔胆，寢食难安，对作品没信心，对自己没信心，对市场没信心，不得不大量的资金作宣传，用『斥巨资打造』的口號欺骗观眾入场。十来块钱就能欣赏到几千万的大製作，对观眾来说永远都是划算的，因此导演也就心安理得了。电影的风格永远都是中西杂交的四不像。因为导演既要追求本土文化，竭力展现自身的民族情结，又怕观眾不买帐，曲高和寡，因此只好东拼西凑，將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技巧凑合起来，就像留著辫子的清朝举人穿著时兴的西装一样滑稽。另一类导演则是妄自菲薄。他们一个劲地追求粗俗且毫无节操的詼謔，把一切畸形和变態的逻辑作为插科打諢的笑料，还美名其曰黑色幽默。他们在电影中拿人性来开种种玩笑，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褻与感情混为一谈，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。他们最喜欢採用的剧中人物之一就是被包养的情妇，这样就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关係描写得淋漓尽致。丈夫和情妇幽会时被妻子撞见，还百般狡辩，希望能享齐人之欢；儿子又爱上了父亲的情妇，要將她从父亲的魔掌中解救出来；而最终情妇则以大义凛然的姿態劝说丈夫回归家庭，儿子回归事业，自己则继续寻找真爱。结局皆大欢喜，道德实现了，观眾过癮了，票房保证了，演员走红了，导演的旗帜也立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孙嶠纯口若悬河，演员们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佐料。他对他们低俗的表演风格早有一肚子苦水要倒。

    “演员们都呈现出一种病態的演技，夸张荒诞的表情、歇斯底里的自白、自欺欺人的腔调、空空洞洞的眼神，简直让人闻到了墓穴里那股腐烂的气息。他们不知如何演绎一个健全的人、健康的人、有生命力的人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患著各种各样的疾病。他们的皮囊是美丽的、动人的，可也仅限於皮囊，完全没有骨骼，像得了软骨症似的软弱无力。他们的表演总是轻车熟路，从帝王將相到市井小民，脸上都掛著一成不变的神態，观眾看到的永远是他们本人，而不是所演的角色。艺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塑造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，而是成为深入人心的流行偶像。他们不是通过荧幕映像和观眾產生共鸣，而是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和影迷打成一片。他们不再像老一辈的艺术家所提倡的求真，而是求俗，而且是媚俗，以为这样才能和群眾產生精神交流。演员们在演戏时需要进入一种空想状態，也就是毫无思想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容易做到的。他们把思想交给了导演，自己从头至尾像时钟的指针一样呆板。导演则认为演员进入了一种忘我之境，对此讚赏不已。中国的导演和演员就是这样合作默契，像是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那样心心相印。”

    孙嶠纯还不满足於斥责演员们，更要从台上跳到台下，把那些张著嘴巴的吃瓜群眾也教训一通。

    “电影太多了，电视剧太多了，吃的太多了，喝的太多了。观眾不飢而食，不渴而饮，只是为了满足狼吞虎咽的习性。这个民族竟害了贪食症，你餵他们什么他们就吃什么，而且他们连吃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只要有得吃。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快乐。观眾在电影院里愣头愣脑地傻笑，几小时地吸收著声音和画面，像一块湿漉漉的海绵似的一无所思，一无所感。不管多么不合理的剧情，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。他们只想寻求感官上的刺激，既不关心人生，也不关心思想。空虚的头脑被泛滥的潮水进一步稀释，縹緲的思想在水底下做著天长地久的美梦。贱如泥土的趣味滋生出一大堆贫血的作品，那些创造票房神话的影片充其量是些不成形的黏土，而头脑简单的观眾只知道一味地叫好、叫好、叫好。”

    孙嶠纯步步深入，越说越起劲，对自己的高谈阔论暗自得意。鸿影听他以如此极端的口吻夸张事实，觉得似有不妥，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著。孙嶠纯看见鸿影把他的话真当那么回事儿，就越加兴奋，对鸿影也更加另眼相看了。

    一天晚上，孙嶠纯像往常一样泡在鸿影家里，一坐就是大半个小时。鸿影没搭理他，而他也聊腻了，便隨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杂誌翻了起来。他发现里边有一篇小说是鸿影写的，名字叫《救赎》，就仔细看了起来。刚读了几页，他就被吸引住了。临走时，他说想认真拜读一下鸿影的大作，便顺手把杂誌取走了。

    一个礼拜过后，孙嶠纯敲响了鸿影家的门。他对鸿影嚷嚷说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邀请鸿影吃饭，並说汽车已在楼下恭候。鸿影感到十分惊讶，本想直截了当地谢绝，但受不了孙嶠纯的狂热劲头，结果被硬拉著出门上了车。

    十分钟后，鸿影在一家豪华的餐厅內被引见给那位商界中传说的豪杰。那人五十岁上下，五短身材显得很壮实，脑袋又圆又大，留著个平头。他外表和善，穿著得体，但在风雅的外表下內里却很粗俗，不时露出粗鲁的举止。虽说他对文学一窍不通，但却喜欢充当文化商人的角色，时不时地结交一些艺术圈的文人雅士，以显示自己品味高雅。他很热情地和鸿影握手，並露骨地奉承对方是百年一遇的天才，藉此机会又把自己如何慧眼识英才大大吹嘘了一通，实际上他对鸿影一无所知，更谈不上了解他的作品。

    企业家在席间谈笑风生，大口吃喝，胃口奇佳。酒过三巡，他兴之所至，说要投资电影，当场就向鸿影提出要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。鸿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旁的孙嶠纯早已按捺不住，不失时机地毛遂自荐，声称自己有能力担当导演和编剧的职务，同时对鸿影的小说《救赎》讚不绝口，声称是改编成电影的绝佳材料，拍出来肯定火遍大江南北。鸿影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起初，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一旦拍成电影，就有可能丟失原作的味道。但孙嶠纯告诉他，电影是一门活的艺术，具备了另一种表现力，可以达到小说无法达到的境界。鸿影思考一番过后，觉得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隨后在孙嶠纯的牵线下，企业家以低廉的价格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买走了。

    那次吃过饭以后，隔了没多久，孙嶠纯就搬了出去，从此杳无音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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